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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
2017/5/3 10:03:18 来源:民间文化论坛 选择字号:
         岁时节日,是传统中国人关于年度时间节点的专属概念,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岁时与节日连称,是同义反复,如果是对举,岁时与节日在时间节点意涵上分属不同的历史阶段,岁时是早期的以自然时序为核心,节日是后来的以人文时序为核心。如果以历史时代为界的话,汉魏以前属于岁时的时代,汉魏以后是节日的时代。
      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生计方式与人文传统,催生了中国民众特有的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的表述方式就是“岁时”。岁时是年度周期的时间符记,它以自然季节与人文活动为基础。岁,原为上古的砍削工具,禾谷的一年一收与牺牲的年度奉献都需要运用“岁”这一工具,久而久之,人们以岁指代年度周期。天上的木星因为其有年度周期的标示意义也被人称为“岁星”。唐人孟浩然有诗云:“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说的就是年度周期的变化。时,指季节,中国人对季节的认识是从风开始的。风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来路与性质,风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令物候,风无踪迹,而风行化成,“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不同的风向带来不同的季节,如东风送来暖暖春意,西风却挟来肃杀秋声,南风推拥炎夏,北风引入寒冬。季节更替、寒暑相推,合成年岁。岁与时的配合在中国很早完成,“连月为时,纪时为岁”。“汉魏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认知水平的提升,世俗生活时间日益受到关注,人们在传统的岁时祭礼的时序基础上逐渐扩充、更新、形成岁时节日体系。
      在传统社会里,民众眼中的春夏秋冬不仅是自然时序代换的标志,而且是生命机体变化的符记,人们从保护与发展自身出发,对自然时序的变化感受极为明显,由此形成了种种周期性的保障通过的岁时仪式。中国民众将抽象的不可逆的时间,转换为具体的重复出现的日常生活,以有声有色的岁时节日礼仪作为时间段落的界标。四时八节不仅仅是喜庆的代称,同时它也是民众信仰、愿望、情感的聚焦与时间生活的指南。
      这种以自然岁时为时间主干的节日体系与西方社会以宗教时间观念为基础的节日体系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的节日服务于农业社会的时间节奏,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农业节律,影响着中国人的节日分布,其中春秋二季是传统节日的重点时段。以欧洲为主的西方社会的节日虽然在起源阶段同样与自然时序关系密切,但由于宗教影响的深刻与教会势力的强大,宗教时间观念很早就替代了人们的自然时间观念,宗教时间体系全面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教堂的钟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时间的标志,欧美的节日体系属于宗教节日体系。我们看到中国的节日体系中虽然有信仰的因素,但遵循的是自然时间进程,所谓阴阳二气变动下的四季轮换。欧美的节日体系虽然其在形成初期有自然的依据,但在浓厚的宗教观念之下,它完全被纳入宗教时间范围,宗教性节日是主导社会的传统节日。
      传统中国岁时节日在年度时间中的分布错落有致,它依循民众的农业社会生产与生活节律。对于这种时间节律背后的动因,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因此在节日体系形成初期,阴阳观念是形成节日的重要依据,重要节日都分布在一、三、五、七、九月中,而且是月日重合,如一月一日(元旦)、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等。阴阳调和是中国人固有的吉祥标志,对于两个阳数相重的时日,人们保持警惕与戒心。人们认为阳盛日是时间流程中的危险日、恶日、灾难日,由此我们看到这些节日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死亡、分离或者灾难的传说,这类节日传说事实上是古代时日禁忌的文学讲述。随着人们生存能力的逐渐提高,人们在时间观念上逐渐脱离阴阳观念的制约,岁时节日也逐渐脱离死亡灾难等危险情绪,而形成庆祝欢愉的节俗主题。六朝以后,元旦迎新,上巳春嬉,端午竞渡,七夕牛郎织女相会,重阳赏菊荐寿等,还增加了中秋为八月节,中秋节一开始就以吉祥节日出现,它是传统节日主题发生重大调整的标志。
      唐宋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遵循传统岁时的时间框架下,衍生了许多世俗节日,《东京梦华录》中记录北宋都城东京的民俗节日:正月,元旦、立春、元宵;二月,中和节、八日祠山圣诞、花朝节;三月,上巳、清明节、东岳圣帝诞辰;四月,皇太后圣节(初八)、皇帝圣节(初九);五月,端午节;六月,崔府君诞辰(六月六日);七月,七夕、七月十五;八月,中秋;九月,重阳;十月,十月一,十月十五;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腊八、祀灶、除夜。共有二十多个节日。我们再看看八百年后晚清帝都的节日,《燕京岁时记》记载:正月,元旦、祭财神、破五、人日、顺星、打春、灯节、筵九、打鬼、填仓;二月,初一祭太阳、二日龙抬头、春分、清明;三月,东岳诞辰、潭柘寺庙会;四月,佛诞日、妙峰山庙会;五月,端阳、都城隍庙会、南顶庙会;六月,六月六日、祭关帝、中顶庙会;七月,七月七日、中元;八月,中秋;九月,九月九;十月,寒衣节;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腊八,祭灶、除夕。共有三十多个节日。比较宋代与清代这两大都城岁时节日,我们看到后代较前代添加了不少小的节日段落,但节日主干依然没有变化。从岁时节日对日常时间切分的角度看,宋代都市时间基本上与农业地区传统岁时一致,晚清都市时间已经明显突出城市生活节奏,如北京庙会频繁。节日时间的重点也有所变化,宋代重视元旦、清明、冬至各放假七日,清代重视元旦、端午、中秋,称为三大节。在传统社会,节日是重要的时间坐标,百姓不仅在节日中充分表达自己的信仰与情感,同时人们对日常生活、生产的安排也以节日为时间点,如人们常说岁末年初、清明前后、仲夏端午、节届中秋等,年度时间的记忆中,普通百姓通常不会记住事件发生在几月几号,他们会记得是在端午节前或重阳前后等,节日是普通人重要的时间坐标与生活事件的提示。
      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民族节日地位更为重要,它的节期选择是根据民族生产生活节奏与历史文化传统确定。少数民族节日往往是地方社会或族群信仰、社交、娱乐与贸易的重要表达时机,节会庆典成为少数民族的重要文化标志。
      近代以来,传统节日经历了坎坷的命运,传统节日一度几乎被主流社会全部废弃,所幸21世纪以来,在民族醒觉意识之下,借助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契机,在政府主导下,传统节日得到复兴与重建,清明、端午、中秋获得与春节一样的公共假日。传统节日的回归不仅是中国人理所当然地享受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为世界传承文化遗产。我们传统节日的精神基础是儒家所倡导的和谐,强调有差异的多样性的和谐,所谓“和而不同”。这样的理念如果伴随着中国传统节日进入世界人民的心中,对世界人民来说,将是一笔宝贵的人类文化财富。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放的胸襟,汲纳世界先进文化,同样也有责任向世界奉献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
      事实上,我们接受了很多外来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中华文化在吸收异域文化中得以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比较而言,我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相对较少,以前只讲“四大发明”的世界贡献,而在精神文化与社会文化方面对欧美影响说得不够。我们今天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与影响,将包括传统节日文化在内的优秀中华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进而增进他们对中国人行为方式与内在情感、价值观的理解与认知,从而减少相互的隔膜与猜忌。事实上,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对当地文化环境进行适应性变化之后是有被其接受的可能,而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流动地适应、变化与变异成新的形式的过程。如春节在巴黎、纽约、温哥华等欧美城市成为一年一度地大型文化节,参加者不仅是华人华侨,当地政府也出面组织相关活动,市长致辞,并参加游行活动。春节成为当地观光旅游项目。春节等传统节日让世界人民能够分享我们的快乐,能够认识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重要,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温厚与崇高。
      当然,文化有其特定的价值内涵,它是民族立身之本,从传统立场看,人们轻易不许你触及它,也是最难走向世界的。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一个文化重组与创新的时代,它又是最容易被人们感知的。文化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将来也会愈来愈密切。人们在文化联系中互相接触、认知不同体系的文化。多一种文化样式,人们就会多一种文化选择,所以对于今天或明天的世界来说各文化间的相互包容与相互欣赏是一种时代潮流。我们应该把握时机,以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辩证结合的观点,认真研讨我们的文化影响战略。我们既不能以文化安全的名义,拒绝外来文化,也不能以文化开放的名义,屈身投靠,失去自己的根基。
      我们应该注意传统节日的意义有内外的不同:在文化内部,我们强调它在传承民族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与功用;在文化外部,我们应该从文化关系看,看它在世界文化网络中的位置,它能够向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参照与文化发展的启示,或者就是一个文化展示的意义。我们觉得自己的节日是一个文化传统,但对多数非中华文化主体的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新奇与多样化文化样式之一,就像我们看待西方的圣诞节一样。当然我们还是应该在宣传我们的传统节日时尽量提倡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在考虑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意义时,最实际的策略是从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开掘、整理、继承、改造方面下功夫,将具有普适性价值、适于向外扩展影响的文化事象提炼出来,以影像展示、仪式行为、物品装饰等进行世界宣传。所以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发挥传统节日的文化载体功能,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与文化。这些理念的实现,又要靠具体而微的节日事象实现,比如节日仪式、活动、节日礼品、食品、纪念品、玩偶等标志物都应该细心琢磨设计,让无形的非物质文化有可欣赏、能触摸的物质载体,这样的节日才能持久打动人心,一如西方情人节的玫瑰,中国七夕的巧果、中秋的月饼同样有自己的滋味与寄托。北京中秋的兔儿爷也可以漂洋过海成为欧美人士欣赏的东方幸运神偶。让传统的中国节日更适合全球化时代变化的需要,更贴近人性,更能服务于家庭与社会。(文章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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