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重建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研究
2019/6/5 16:05:08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林继富 选择字号:
         摘要:羌族家园重建从多方面萃取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形式,是保护、重建羌族民众主体价值、生活观念的文化归约。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与家园重建关系的实践为当下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建设如何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可资借鉴经验。 

        关键词: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家园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研究”(16ZDA16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间文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民族交往关系桥梁的运行机制研究”(15JJD850011)。 

        作者简介:林继富,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民俗学)博士,湖北民族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民俗学、民间叙事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地震、台风、海啸、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常常摧毁人们生活的家园,家园重建成为灾民进行新生活的有效方法。家园重建中的“新家”与“老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物质性时间短,精神性存续时间长,有的精神甚至永远伴随“灾民”。从这个角度上说,家园重建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家园重建包括人与环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重建的家园包含了“灾民”传统家园的意涵,传递以“灾民”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以此重塑“灾民”的主体性。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传承发展的拐点是2008年5月12日。这场罕见的大地震对羌族民众生活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造成巨大破坏。5·12地震后,羌族人民在各级政府帮助下,开始重建家园,重拾生活信心,开启新的生活。 

        为了抢救保护羌族文化,重建具有人文情怀、传统精神和现代生活的新家园,地震发生后,文化部于2008年10月批准设立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羌族新家园的建设融入了大量“非遗”元素,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提供了契机。 

        一、家园重建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家园”是社会文化整体,包括家屋、家人、家产、生命、生活习俗、地名、人名以及环绕在家屋周围的环境、家人周围的关系等要素。家园是家人、族人的居住场所,是家人血缘与邻里情感连接、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的空间。羌族新家园建设离不开羌族民众长期以来传统家园建设积累的智慧,离不开诞生在传统家园上的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羌族民众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其土壤是羌族先祖传统的农耕、游牧生活习惯。羌族生活在山脉重重、地势陡峭的地区,境内有岷江、黑水河、杂谷脑河、青片河、白草河、清漪江等河流,交通不便,与外界接触较少,羌族传统文化传承环境比较好。20世纪80年代后,广播、电视与互联网等进入羌族民众日常生活,极大地影响了羌族民众传统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年青人外出务工,从事传统农耕生产的人越来越少,与农耕生产相关的传统祭祀活动以及生产习俗发生了改变。羌族民众的现代生活作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5·12地震灾害使许多羌族民众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家园,不少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地震中遇难,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较好的村寨、社区损毁严重,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面临中断的危险。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于羌族先祖历史生活中,传承发展于羌族民众生活中,当羌族民众生活家园遭到破坏,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自然影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和传承发展,羌族民众“生活在环境之中。这个环境是人的良友,因为它提供人工制品的原料;但也是人的危险敌人,因为它包藏着许多敌对力量”[1]53。 

        5·12地震后,羌族民众生活面临诸多问题,但是活着的人需要家园,需要在新的家园里幸福生活。在政府帮助下,羌族民众开始灾后家园重建。羌族家园重建不仅是生活空间、居住场所的重建,而且要让羌族民众在新的家园里生活舒适、便利,这就需要以传统文化丰富羌族民众的精神生活,需要在家园重建中重视羌族民众的精神生活世界。“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表达他的生活。这种不同的表达形式构成了一个新的领域。它们具有自己的生命,具有某种不朽性,由此它们得以在人的个体的短暂的生存结束之后依然存在。”[2]活着的羌族民众需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优秀传统文化维系灾后民众的凝聚力,提升战胜困难、建设家园的自信心,“为了生存,人们不能单纯依靠环境中的现成之物来满足其饮食、穿衣、强身护体。为生产所有这些器物,他们必须遵循技术规范,调节集体行为,并通过一系列活动来使知识、法律和伦理传统保持活力。”[1]113从这个角度上说,羌族地区既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重灾区,也是灾后恢复重建的主战场,同样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主战场。 

        羌族新家园建设的空间需要赋予社会与文化意义,需要包含传统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具有生命意义的“家”。灾后羌族家园重建的核心是以羌族民众生活为核心的新家园,建立“以人为本”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针对地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遭遇到的巨大破坏,政府意识到采取5·12地震前各自为主的抢救方式、保护行动已经难以实现灾后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全面性抢救保护,于是,就以设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形式,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大规模的抢救,实现羌族家园重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推进。 

        二、诞生于家园重建中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从文化项目到人及其生活的整体保护,包括灾后家园重建,或者与家园重建相关的所有推进羌族社会发展的行为。受我国历史上文化政策、地震灾害的影响,羌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分布在传统村落、社区,甚至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在个别人的生活里,或者存续在较为边远的村寨。5·12地震后,家园重建以及新型城镇建设的新社区、新村落影响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以及传承人的生活。为了全面、系统地保护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活,保护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传统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等,国家从羌族传统文化保护、羌族民众生活以及家园建设的角度考虑,设立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当代羌族民众生活区域为中心,其中四川省汶川县、茂县、理县、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除此之外还包括四川松潘县、黑水县和平武县,陕西省宁强县、略阳县等羌族民众生活区域。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羌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非遗”项目国家级17项、省级54项、市(州)级232项和县级419项。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涵括了羌族民众生活的主要区域,涵括了羌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区内有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个项目均有具体的保护规划,其保护成效明显,并且向纵深推进。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建设,不仅是羌族民众家园重建、重拾生活信心的一部分,而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对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对于提高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家园重建如何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 

        家园是人们生活的依托,由可以感知的时间、可以触摸的空间以及人们丰富的活动构成。羌族家园重建中,如何选择生活内容,如何选择羌族民众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文化符号就变得尤为重要。 

        羌族家园重建包括居住空间、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建设。居住空间包括在新空间上建设家园,在传统居住空间上建设家园以及对地震中破坏的家园进行维修;文化空间建设包括羌族民众生活、文化关系以及文化活动的建设;精神空间建设包括以生活、文化为核心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以及家国情怀、家园情结等方面的内容。所有这些均离不开以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以人为本”。北川羌族家园重建有多种可能性选择,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讲,选择的根本是羌族民众的生活,将那些与家园建设主旨一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限度地保留和激活,创造条件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社区、新城镇、新村落得到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羌族家园重建的传统精髓,在这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物质文化传统及保护人的生活“家园”具有紧密的联系,包含了羌族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选择和尊重。5·12地震后,政府先后建设了羌族文化生态项目,诸如茂县古羌城、北川民俗博物馆等,茂县黑虎羌寨、北川吉娜羌寨、理县桃坪羌寨等典型性的羌寨保护性维修。让因地震损毁的、羌族特有的以及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文化形态得到有效抢救,而且结合灾后重建,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并落实到城镇建设规划中,突出羌族文化风貌,提高城镇民族审美价值。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项目建设经过了慎重选择,包含了在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基础上的选择和创新。现代生产方式对传统羌族刺绣带来挑战,传统羌绣“一学剪,二学裁,三学挑花绣布鞋”的制作技艺逐渐远去。传统羌绣常用神话传说故事和吉祥图案为题材,表达羌族民众对平安、和谐、幸福生活的向往,但是,灾后羌绣题材有所扩大,文化表达更为丰富,刺绣技术更为现代,这些进步离不开羌族民众在当代生活基础上的文化选择。 

        四、“家园”作用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5·12地震后,作为特殊人群,北川县城的羌族从被毁的家园迁移到新北川、新城镇,进入新的社会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个人传统价值体系,他们除了失去亲人的至痛,还不得不面对迥异的生活环境。他们在祖居地上的生活是丰富的,这种丰富性来源于文化上的丰富性,其系统、娴熟的人际交往关系、祭祀仪式、传统生活空间、节日体系和商贸习俗等构成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生命活力,发挥着自我调节、自我治理的文化功能。 

        5·12地震后,羌族家园的物理空间建设快速实现,灾民搬进了政府提供的新房,但是文化家园、精神家园建设则相当漫长,并且较多地依赖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家园重建充分体现羌族民众现代生活的传统性。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民众建立了秩序井然的生活关系和文化关系,体验到生活在新家园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羌族家园重建的空间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论证的规划。北川新县城建设充分融入羌族传统居住元素,广场、马路、草坪相映成趣,与羌族人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天性相一致;羌族传统村落兼具地域性和地方性的文化空间在新城镇建设中得到充分体现;传统风俗习惯、信仰体系,以及依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体系仍然存活、重现在新建的城镇、羌族社区和村落之中。 

        在家园重建中,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的目的是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羌族新的家园中获得相应位置,积极融入新生活。尽管带有诸多人为因素,但是更多的是羌族民众生活对于传统的需要或与祖先血脉之间联系的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羌族民众在新空间里温暖生活的来源,是民族凝聚力、文化认同的来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始终以传承人为基础,这些传承人生活在传统村落、社区,当他们进入新的家园,要适应城镇生活,要在新的生活环境里、新的关系中,体会、感受到自己熟悉、乐于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幸福感、自豪感,建立文化自信,使他们成为灾后家园重建或者新城镇生活的受益者。从这个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新的家园能否顺利进入,能否适应新家园的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羌族新家园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生命力。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家园重建提供较为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生产性领域,不仅改善了羌族民众的生活,为他们增加经济来源,增加就业渠道,而且增添了新家园的文化内涵和生命活力。 

        五、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涵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在生活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常态。不同类型或者不同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存在差异: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社会能力较弱,或者无法适应民众生活的现代化,就会淡隐于社会历史中;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的生活及自然环境关系紧密,表现出强盛的传承活力,这就要求坚持分类保护基础上精准施策。 

        5.12地震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开展了大规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全面搜集羌族地区受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献、音频、视频等资料及相关实物,以此抢救羌族家园的历史和文化,抢救羌族先祖的生活记忆。 

        羌族家园重建是空间再造过程,这种空间再造是依靠羌族非物质文化得以实现的,包含对羌族民众生活的深层观照。羌族家园重建中的空间再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空间上的再造。地震后,羌族许多村寨遭受程度不同的破坏,许多传统空间消失了,有些空间不适合羌族民众现代生活,这就需要进行再造和改造。阿坝州理县蒲溪乡休溪村位于岷江上游蒲溪沟海拔2600米高山缓坡上,全寨有6个家族,57户家庭。村落周围的高山流水、田园耕地、野生动植物构成羌族民众的生活和精神文化空间。5·12地震后,休溪人选择在原址上重建家园。休溪村民居重建采用羌族传统的自然片石与粘土、木料,恢复修建纳萨石台,供祀白石、神树枝等,同时,也注入了时代元素。羌族传统火塘建筑主体中层柴火烟雾不易散去,重建时把火塘、厨房分割移离。畜圈、厕所、火塘、炊灶由传统居室的上中下分层改为平面相依,保证了人居与畜居的空间分离。这就意味着羌族家园重建不是因袭传统,而是在丰富传统、发扬传统。二是重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空间。比如,灾后北川新县城就建设了多元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空间,并且与新县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有机结合,形成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体系。北川新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羌族民俗博物馆、羌族文化演艺中心;羌族巴拿恰以及吉娜羌寨、卓卓羌寨、恩达羌寨、黑水羌寨等;羌族口弦、古羌茶艺、羌绣、古羌水磨漆以及羌族上刀山、斗牦牛、跳曹盖等传习所,均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保护和传承空间。 

        羌族新家园建设格局有别于传统羌族村寨布局、族群组织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但是也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北川巴拿恰羌族风情街将羌绣文化展示和展演、羌绣技艺体验活动、羌绣产品生产销售结合为一体,使具有发展潜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平武县羌绣文化旅游产业园成为羌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研发基地,让海内外游客充分感受和体验到羌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加了羌族传统文化传承人和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实现了羌族文化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文化的重要部分,游客以参观、体验的形式感受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体验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而非针对一个观众的一次性事件而存在。在任何情况下,与外来者进行交往都会扩大视野,扩展其对人生、艺术及其所在社会的地位的认识,社区的自豪感使艺术家们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知产生了显著的差异,更进一步,当被边缘化的群体目睹他们自己逐渐从艺术劳动者转变为艺术企业家时,他们也能感受到被包容进发展的过程中”[3]。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推动了家园重建,推进了羌族地方经济发展。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中那些生产性保护的项目引起民众、政府和企业家的重视,羌绣、古羌茶艺、草编制作技艺等受到人们追捧。为此,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具有可生产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改善羌族民众生活的文化资源。“如果一个生态系统能够围绕人们的文化技能发展起来,那么整个社区就可以缓解贫困,缺乏就业能力和市场技能,缺乏适当的身份定位和专业技能网络渠道,就会导致贫困。”[3]因此,政府支持与羌族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产业。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对于家园重建中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不同时间的非遗活动是地方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开展的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和保护的方式,如瓦尔俄足节、六月初六大禹祭祀、秋季转山会、羌年、万人沙朗文化活动、巴拿恰民俗文化常态化展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热闹非凡。据统计,自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立以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举办的次数已达到数千场,参与人数达到几十万人。这些羌族特色的节庆民俗活动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空间,也延续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有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这些传习所是家园重建中的空间,是羌族新家园的文化窗口。例如,汶川县、茂县和理县羌年传习所,汶川县、茂县羌族碉楼营造技艺传习所,汶川县羌绣传习所,理县博巴森根传习所,茂县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传习所,茂县瓦尔俄足节传习所,松潘县羌族多声部民歌传习所,黑水县阿尔麦多声部传习所等,传习所的活动成为有家园意识、乡土精神生活的行为,丰富了羌族新家园中民众的生活,传承发展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传承优秀文化的功能。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摸索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的传承模式。阿坝州甘堡乡小学编写了《博巴森根》校本教材,茂县羌语进入17所中心校、3所中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目的是培养中小学生热爱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羌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羌族羊皮鼓舞蹈传承以“言传身教”的形式实现,羊皮鼓舞蹈中的动作以及歌曲唱词依靠上一辈师父记忆口授给下一辈弟子。羊皮鼓进入学校教育后,学校邀请羌族释比向学生展示羊皮鼓舞表演形式,进行适当说明和解释,一方面,学生了解了羊皮鼓与家乡的关系,另一方面羊皮鼓传习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重在将活动过程、制作技艺带入校园,使学生在快乐中接受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范围广,因此,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并非是均衡性的,有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密集一些,比如,北川青片河流域、白草河流域10多个乡镇,茂县禹里乡、锁江乡、龙安镇、白马乡等地。在保护的时候,这些地区就成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重中之重了。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多元的、多渠道的。对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阐释,不仅使民众能够深刻、系统地理解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历史源脉和传统精神,而且文化阐释本身就是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举办系列论坛,如“羌文化与旅游融合交流论坛”、“羌文化民俗传承与发展”、“羌族释比文化研讨会”等,这些活动从多个方面理清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状貌,肯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推动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内涵建设是多方面的,建设的着力点在于羌族新家园“以人为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整体性、关系性和现代性的生活行为。 

        六、结语 

        羌族家园重建尊重羌族民众生活经验和地方知识,利用羌族民众与土地、与自然交合总结出来的生存智慧,尊重羌族民众的主体性诉求。 

        地震灾害虽然对羌族社会结构造成破坏,但是,羌族社会和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稳定性,有助于经济发展、族群交流、宗教活动及社会团结的恢复。羌族灾后重建中的民众生活系统恢复能力与其社会文化有关,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社会凝聚力、生活传统亲和力有关。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家园重建、现代生活需求的文化适应,羌族民众价值认同需求超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功能,在新家园观念及现代生活诉求转变下,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多样化、多渠道化成为必然之道。 

        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文化符号和审美情趣,包含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蕴藏巨大的经济开发潜力,新家园建设从多方面拓展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萃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统元素,从而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为羌族民众生活改善提供动力源泉。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为核心,是重建、塑造当下羌族民众价值与观念的文化活动。它所关涉到的家园重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关系,为当下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建设如何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本文发表于《中南大学民族学报》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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